10月10日，由天堂硅谷和杭州市财富联合会共同承办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与经济转型升级”论坛——全球并购金融·白沙泉峰会暨第三届西湖财富大讲堂在杭州市黄龙饭店圆满落下帷幕。在第一场圆桌沙龙环节，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的管理合伙人兼金融研究院院长郭丰博士作为主持人，与来自德意志银行中国副行长、北亚区债务资本市场总监李民宏，英国易界集团CEO冯林，博思恩资本创始合伙人冯剑云，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华润资本首席投资官张宗等5位业内专家，共同围绕 “新形势、新周期下的跨境并购整合之道”的主题展开圆桌讨论，分享行业智慧。
郭丰：各位来宾，下午好！现在进入圆桌沙龙一的环节。对于跨境并购市场而言，201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过去海外投资经历了“黄金十年”，从纽约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中国的买家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上无人可以忽视的一股力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监管部门对海外投资的政策日趋收紧，跨境并购大幅下降。 2017年上半年，海外投资同比下降46%。加上万达、安邦、复星等明星企业新闻不断,有观点认为监管“新形式”将导致跨境并购的“新周期”，也有人认为跨境并购只是暂时低迷，长期趋势仍然向好，数据表明中企的跨境并购金额不到GDP的1%，而欧盟2%，美国1.5%。跨境并购面临的风险相对境内并购更为复杂，可能会面临所在国法律、经济、人文、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其中上市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体。去年上市公司共发起了383起跨境并购，占全部的近60%；浙江省的跨境并购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省。
所以今天的圆桌会议是以“新形势、新周期下的跨境并购整合之道”为主题，探讨在去杠杆、防风险的新形势下，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跨境并购进入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对上市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今天的嘉宾非常多元化，既有来自国际投行和银行的，也有来自央企和私募投资机构的，既有银行家、经济学家，又有投资家，大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家都在国外生活学习多年，并具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讨论会非常有趣，会有思想的碰撞。
首先，希望各位用1-2分钟介绍自己和从事的工作。另外，跨境并购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和方式？
李民宏：大家下午好！我现在在德意志中国分管国内的交易业务，也包括整个北亚区的融资业务，今天非常有幸分享我们对跨境并购市场的观点，有可能更多是从风险管理方面讲。刚才两位演讲者也提到，两个大的趋势：第一，在过去的12-24个月，我们看到了整个监管框架比较大的波动、变更，同期，我们也看到了在操作跨境并购的时候，客户的资金来源也有一些变化。最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国内的跨境并购过程当中，使用到海外的融资渠道增加，如果我们看2017年对比2016年，整个中国美金债务发行现在是1200亿左右，而这个增长对比去年达到90%，而高收益债是3.5倍的增长，所以说趋于整个跨境资本流出的改变，我们看到了海外资金的使用增加了，也在去年看到了非常多货币上的政策调整，譬如英镑大幅度贬值，同时也看到了在整个并购过程中做风险对冲的动作增加了。
冯林：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遇与大家进行分享。我对我们公司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可能我们和德意志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还需要简单介绍。我们是一家聚焦于跨境并购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APP和公众号，上面每天分享了100多条跨境并购的资讯和数据，希望想了解跨境并购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网站。第二块，我们在做投行业务，从去年到今年为止，大约做了企业价值40亿美金的并购，最近完成的是帮助浙江省的一家企业大股东收购了英超俱乐部，当然对这起交易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一块其实未来可以带来很大的价值，围绕俱乐部的青训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帮助一些上市公司完成了一系列的并购，我们公司大约有70个人，主要在伦敦、上海、北京。
另外，我简单说一下市场的数据。前面鲍钺总分享了整体的数字，我看了一下硅谷天堂的数据主要聚焦于已经完成的数据，我们做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宣布的数据。第一个是今年的前三季度，宣布的跨境并购的交易额是多少？大外是900多亿美金。去年的前三季度大约是1600亿美金，2015年全年宣布的跨境并购也是900多亿美金，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前三季度宣布的跨境并购交易额已经达到了2015年的水平，但是比2016年的前三季度下降了差不多50%左右，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如果分行业来看，下降非常明显的行业，包括了房地产行业，包括了文化娱乐、体育，国家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把他们放到跨境并购的负面清单里的相关行业；而第三个下降的行业就是金融服务行业，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那么上升的行业里，最最明显的一个行业，是医疗行业，比较有意思，在今年跨境并购宣布的量大概比去年翻了一倍以上，这是分享的第二组数据，也就是从行业角度看，一些国家支持的行业还是有上升的趋势，而在负面清单的行业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这更多是对行业做简单的分析。
冯剑云：博思恩是我2014年回国以后创立的公司，专注于不良资产领域，现在是国内不良资产领域比较专业的品牌，在全国不良房地产项目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案例，这个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我的文章。之前我是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在汇丰包括阿波罗等等都有工作过，包括在美国各个地方都工作过。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房地产，包括私募股权，从2006年到2010年做PE，从2010年到2014年做VC，2014年转型之后做不良。跨国并购的话，我们之前在海外看亚洲或者看中国的时候，从境外投中国投的很多，现在反过去看投海外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中国的机会比起海外机会更多，所以现在我们更多是“忽悠”外国人的钱来投中国，或者来接中国的盘，而不是说我们花钱投海外。我曾经在海外工作过这么多年，海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公司去海外投资大部分是失败的，成功的不是很多，因为在国外有太多的公司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并购历史，中国的资本出去并购是带着钱出去的，但是没有太多的重组操盘运营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你做海外并购的话，如果没有专业的团队，没有专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前两年资本市场特别活跃的时候，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PE比海外的资本市场PE高，这可能触发了很多并购，但是其实大部分公司在海外的并购并不是成功，所以海外并购我现在认为不是很乐观。虽然总体来说规模会越来越大，会放宽，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去海外并购，从技术上来讲不是特别有竞争力。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偏消极。
夏乐：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来自于BBVA，这是西班牙的第二大银行，我们是在墨西哥第一大，在阿根廷是第二、第三大，在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存在。我本人是看宏观经济的，但是关于中国的海外并购，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关注，BBVA本身在拉美给很多的国有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并购，做财务顾问，还有做很多并购贷款，包括在欧洲也是。我自己感受是，特别是在今年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变化之后，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海外并购变得更活跃了，国有企业还是继续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在拉美地区买大量的基础设施企业，这也符合整个国家在海外并购海外投资的总体方向，是促进拉美地区，促进其他“一带一路”地区的互通互联。
张宗：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做交流，我来自华润集团，华润资本是投资和资产管理的直接平台，华润集团明年是80周年，总部在香港，现在是世界500强的第86位，资产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我们在零售、消费者提供商领域里，在中国国内尤其包括像其他在医疗领域里，都是中国国内最大的一个服务提供商。相对来说。华润是非常多样化的一个集团公司。华润资本作为投资抓手，是协助华润集团在国内的投资多样化，同时也是执行机构，利用华润集团多样化的优势为外部的企业创造价值。我个人在华润资本更多关注海外投资和资产管理。从宏观层面来讲，除了在今年上半年的规模缩减，以及在行业、结构上的调整以外，我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也可以概括成是结构上的调整，在我们过去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成功投资了一些海外的案例，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的失败，在过程当中明显能够感受到，现在由于中国国内政策上的调整，越来越多海外的卖方包括卖方的财务顾问也非常明确地对买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来说专业程度上更高的买方在竞争激烈的过程中是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个专业程度是靠人才、靠资金实力、靠长期历史的积累才逐渐能够形成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这点确实在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感受的比较深。
郭丰：海外并购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每一步都要恰到好处，任何一个失败都会导致最终的失败，所以刚才五位嘉宾感觉跨境并购越来越难做了，既有内部监管政策的严格，也有外部的因素存在。但是，规模虽然缩小，不过结构得到优化，原来的酒店、俱乐部数量在减少，而在新兴行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大健康、环保方面，数量也越来越多。我也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交流过，监管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和战略投资方面，他们也有很多支持。再一次感谢嘉宾，接下来我问3-5个问题，大家简要回答一下，以便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话题。
第一个问题问冯林总，你们出的报告我也关注，信息量也比较大，我想你从宏观谈谈，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与国际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着哪些差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冯林：刚才也讲到了，往外走越来越艰难，反而往内走比较容易，我们认为现在阶段上往外走的确不容易，包括华润也讲到了，整体跨境并购，卖方投行对买方要求越来越高，在竞争中是处于劣势的。那么我从投融管退方面说说我的想法。从投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是如何寻找一些比较优质的项目，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现在是有困难的，困难在哪儿？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量的无论是上市公司也好，名企也好，在当地没有自己的团队，这在我们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有很大的体会，就是我们需要在当地拿到一些项目，然后在中国与相关的团队对接，而当地是很难有相关的团队和我们进行对接。而这块和当地的一些其他投资机构或者企业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从卖方投行的角度来说，很多情况下他们拿到好的资产，更偏向于当地消化，他们不愿意把一些资产拿到国内来，包括德意志、BBVA等等，我相信国内的相关投行和欧洲的总部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欧洲的一些项目能够真正愿意拿给中国客户来看的比例我们觉得是小于50%，甚至小于20%-30%，他们认为相对执行难度比较高，导致给到中国的资产相对质量比较差，而当地一些抢手的项目基本上当地全部都消化掉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的资产贵，其实整体而言，现在在全球都是属于资产高估值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很多基金的政策，这个阶段是缓慢进行投资，考虑的是卖而不是买。这样导致了中国企业首先在找到那些可投项目上有难度，这是第一。
第二，融。融资的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阶段，除了在境内融人民币就是在境外融美金，在境外融美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结构化的融资。就是中国现在市场包括人民币，包括美金，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自己上市公司出20%的资金在市场上融80%的资金，这样一个高杠杆的结构，虽然最近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总体还是高杠杆，通过优先、夹层来降低真正需要出的资金，然后通过蛇吞象来完成融资过程。西方的杠杆就达不到这么高，是1：5、1：6已经非常高了，而中国在出境跨境收购的时候，基本上是1：1左右的比例，中国企业融资方面的杠杆是非常高的。第三，管。管这块也是最大的问题，假设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那么投后的管理非常重要，我们看每个中国企业都会说我收购你的企业是希望把投后管理做好，但是真正能够把投后管理做好的不超过10%，这当中事后的沟通，包括与老外的一些整体管理都是难度。庄总也有提到，你是收购还是投资，到底哪个容易，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的投后管理是有差距的。
最后，退。中国企业倍数比较高，低倍数收，高倍数退，逻辑上是符合的，但是由于一系列证监会的新规，导致背后的退出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机会我们觉得还是在。所以总结来看，其实围绕着投融管退，中国企业与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真正能够把这几点问题解决好，从逻辑上来说，跨境并购，中国企业是有资本出比西方企业更高的钱的。
郭丰：从监管部门的表态中可以发现，跨界并购、非主业投资是出海并购最大的风险点。还有观点认为相对于大肆并购所带来的资本外流的担心，监管部门更关切的是海外并购过程中企业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我想问问冯剑云，关于海外并购你怎么看的？
冯剑云：海外并购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比较多，你看当年万达、平安买了很多楼，这种所谓的房地产投资、酒店投资、娱乐投资、体育投资，这个钱去做海外并购，搞了半天你买一个资产亏钱了，比如说买的影视也不赚钱，万达买的伦敦的住宅项目也不怎么赚钱。第二，这些土豪买足球等等，这个东西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但是背后的杠杆是国家给你钱，那么你亏的钱也是亏国家的钱。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你如果做很多产业并购，比如说3G、人工智能，或者说这些对国家的战略升级很重要的行业，在“一带一路”上投资是符合国家战略的，可能你这个企业亏钱了，但是你符合国家的战略，比如说你把巴基斯坦攻下了，亏点钱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大国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在西藏投个东西，西藏和印度边上投个什么东西，虽然亏钱了，但是对以后的军事扩张有作用，这种对于战略政治性的并购，亏不亏钱都不重要，所以很多央企、国企代表政府去做海外并购的时候，国家就应该支持，是一个政治军事加上政治各种综合考虑。所以如果你是配合“一带一路”去做基础建设，文化洗脑或者什么东西，政府是支持的。第三是做一些战略升级。比如说中国现在在高科技方面，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方面，拿回来对国家的战略安全、军事发展有用，我觉得国家肯定支持你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会受控制的。
第二，去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背景就是人民币贬值非常厉害，中国老百姓大搬家，大量的钱涌到外面去，就像万达这样的公司，你也是国家给你提供了杠杆你才能做到这么大，更多是政治红利的公司。那么你拿到这么多的钱去海外买东西，买了以后你对国家外汇稳定，钱出境什么的都有影响，那么它为什么要支持呢？所以违反国家政策方向的情况下去做一些海外并购，肯定是不容易批的。再说，政治经济学，政治要摆在前面，在宏观环境下你如果不是特别看得懂国家的趋势，你去投的话肯定是失败的，就像万达，现在在海外的项目如果断贷的话肯定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海外并购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相反很多国外的钱来投中国现在是好机会，因为现在中国的不良资产特别多，中国的经济在走下降的趋势，不管是债权资本市场，还是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到处的烂尾楼，现在都需要海外的钱来接盘，所以现在海外的钱来接盘，国家是非常欢迎的，所以现在是逆趋势把国外的东西拿来投中国是比较好的。还有中国现在上市公司出问题，PE倍数很低，中小企业非常艰难，产能过剩的行业都在倒闭，钢材、水泥这样的企业都需要很高资本注入，或者再重组，或者再去杠杆，其实海外投中国，如果你有本事的话，我觉得是个好机会，但是海外并购的话，说实在的，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我知道国外人是属于什么水平，对比中国的水平完全不一样，人家都是哈佛、斯坦福毕业的，都受到专业的培训，然后我们中国有点钱出去就想赚钱，这很难。你赚的可能是大势的钱，但是绝对不是技术的钱，所以我觉得你没有这样的水平就不要乱作为。像当年日本在80年代很有钱的时候，去美国买了很多的东西，最后被美国很多量化政策限制，日本在美国买的很多东西亏了很多的钱，所以现在中国在买的不管是酒店还是楼，都赚不到什么钱，当然整体市场在走的时候，你赚点市场的钱是有可能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谨慎为妙。
郭丰：我问一下夏乐博士，刚才提到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外流是造成监管收紧的趋势，811汇改以后，资本开始流出中国，而某些企业利用跨境并购把资金转到境外，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都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这也是促成监管层对海外并购政策收紧的原因之一。所以，您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海外并购带来什么样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夏乐：我先回答周行长的采访。今天上午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和我聊聊，所谓的三驾马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采访，特别是在十九大之前，这代表着什么？我自己个人的解读，大家都知道，周行长这次十九大以后就要退了，他自己也算是在描述一下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描述一下自己的功绩也好，或者说政治遗产也好，最后他还会指出这三驾马车，他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如果大家去读那篇专访，他说“退不回来了”，当然他说的是加入SDR，但是他是说加入SDR以后就要做一系列的工作，一步一步把你的金融行业，把你的这些外汇行业事业向前推，你再想回到以前完全把资本管制的闸门落下来，来重新回到以前的管制时代，他的意思是退不回来了，我个人也认同他的意思。我们的监管很多情况下对外汇市场以前说要市场定价，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和美元挂钩的老路上，之后又说和一揽子货币，但是我个人的解读从811，也就是从2015年的8月到2017年的4月，其实央行还是在强行和美元不要脱钩太远，避免出现资本外逃，避免出现市场恐慌的局面。另外，在资本帐簿上，我们看到了央行也是采取了一些管制的措施，早在我们宣布对外投资的负面清单之前，央行已经把很多资本向外投资按死了，但是我想周行长的讲话其实是指明了我们未来整个金融发展的方向，我们未来在外汇领域的发展方向其实是继续放松的，也就是说三驾马车不能停，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会有资本向下的政策的反复呢？可能更多是一种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资本外流压力，就像冯先生说的，我们现在先把它打开，邀请钱先进来，等国内的经济形势好了，等整个金融体系更强大了，再不断放松汇率的自由化程度，然后再推进长期的资本向外。我个人来讲，对我们长期的资本向外投资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无论是从刚才庄总还有鲍钺总的PPT上都显示，我们和国际比较来讲，我们对外的投资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我相信未来我们会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说我们会更多地通过海外负债，再增加自己对海外的投资，就是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我们把所有的风险抛给国内的，所有杠杆抛给国内的金融机构、央行，赚了是你的，亏了是国家的，未来要走的就是说你企业有本事，你到海外去融资，去海外做并购，然后你可以把这部分资产拿到国内的资本市场，和中国这些大市场形成我们所谓的协同效应来赚钱，所以我认为从长期来讲，这三驾马车一定会推进我们海外的并购，海外投资也一定会持续发展。
郭丰：下一个问题问张宗。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民营企业是海外并购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交易数量较上年增加了3倍，在交易金额上超过了国有企业，从2017年的一季度数据表明83%的海外并购是由民营企业参与发起的，但是从国际经验来讲，海外并购的成功概率只有30%-40%，因为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比较多，8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还有60%的GDP。我想问相比华润集团这样的央企，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有什么样的特点？存在哪些短板？
张宗：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为的把国企和民营企业划到了两边。事实上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承接刚才几位嘉宾讲到的观点，海外投资的竞争中，无论是央企还是国企，还是民营的资本，大家的优势和特点确实不太一样，短板谈不上，而且华润也很难把自己定位成为能够代表大多数国有资本的代表，我觉得还是从我们自身的一些实践角度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有几点是比较显而易见的，第一，从决策、效率和流程上来说，很显然民营资本是有优势，作为一个国有资本来说，我们的流程，我们内部合规的控制上来讲，肯定是更多、更繁杂。反过来说，其实效率和合规风控本身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机制，无论做投资还是偏金融方向来讲，没有合规和风控，一味地往前冲，可能跑的越快，亏的越多。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不要说是对于华润这样的企业来说，对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讲，亏损是不可原谅的，大家都看到一句话叫做“终身追责”，现在谁敢亏钱，相对来讲民营企业亏不亏钱只要老板自己受得了就行，宽松度比较大。华润资本刚刚成立不久，为什么做私募股权资金，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灵活应对投资风险的容受度上的一个举措。
回到刚才的话题，在民营资本的角度来看，我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多借助于在各个不同专业领域里的力量，在自己的体系内部老板相对超脱一些，形成相对制约的风控体系，这对做金融来说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并不是说比谁钱多，谁的魄力大就能够挣钱，没有合适的风控体系基本上是摔跟头的。
第二，民营资本相对来讲，在机制体制上，尤其在激励机制上，肯定会比国有资本更有特色，也更有激励的力度。反过来讲，在这点上我也希望给一些建议，在激励上能够更长效，并且能够和未来投资的结果结合的更紧密，比如说，对于上市公司去做投资而言，坦率地讲，每一个具体投资团队的人员大家都会有投资的冲动，把事办好，把项目投成可能是最重要的，至于说这个项目三年以后、五年以后能否给股东创造价值，这个事可能不是我们团队想要考虑的事情，这一定程度上会和传统的投行更相似一些，大家收成功费，但是如果以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的机制体制方式去做，把团队的价值取向和股东的价值取向捆绑一在一起，让真正投钱的人，无论是LP也好，或者说股东也好，能够看到投资的成效以后，才能和团队分享利润，这可能会是更好的激励机制。
第三，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无论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的资本，大家一起要努力去提升，并不是说谁钱多，也并不是说公司存续是活100年和活10年的公司，谁历史长会让人更信服。我们也碰到一个公司，一个意大利的公司，挺好的，我们也看中他们很长时间了，在和他们的交往中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才能扭转他们对中国产业投资人的认知，我觉得80%-90%，除了像欧美一线城市最主流的投资机构对中国多多少少有了解，90%的这些海外卖方对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一旦前面已经有一些不良的印象，后面再要去做生意是非常难的，甚至还有一些认知是体现在这个交易本身过程中你的专业程度，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过程中，有很多买方习惯说开放20个Email的地址给他，但是对于卖方而言，会去看看你会有多少ID是进来看过，是多频繁的，这一定程度反映了你对待这个项目的态度，很多的细节反应出我们买方人在过程中的专业度，这会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提升。
郭丰：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李行长，跨境并购是一门交易结构复杂，资金巨大，涉及资金量巨大的生意。结合德意志银行长期提供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经验，您认为自有资金、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几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因为现阶段外汇出境比较困难，内保外贷是境内银行参与跨境并购融资较为常见的方式，那么随着监管的严格，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李民宏：如果我们在谈融资之前，退一步来讲，从全世界大的宏观层面来讲，现在欧洲在减少量化宽松，有可能在明年也要缩，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利息也在逐渐上升，所以从企业长期的角度来讲，很多人在做并购的时候，第一想到的是怎样以最高的杠杆拿到钱，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来还这个钱，如果人民币的资金以1倍、2倍、3倍、4倍的杠杆来投这个项目，那么偿付的来源在哪里。当整个货币政策在转折的环境下，怎么拿到这笔钱，对企业整体融资规划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每个融资的工具有各自独特的用途，那么从企业端来讲，在跨境并购融资最主要考虑的，首先是跨货种融资，你的本金怎么还，你的利息怎么还，你要怎么样去偿付，然后怎么样去减少你货币上的风险，这是第一个。
第二块，从融资角度来讲，你的九期，当你做了第一期的过桥贷款以后，之后的从哪里来？当资金从国内流出去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整体规划你的战略？我觉得从整个框架上来讲很重要。那么从企业端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用好国内外的不同融资渠道，那么国内的资本金有银行的贷款，当然这是一个途径，在我们做跨境并购的过程中，我们在海外买了很好的资产，这个资产可能前两年的形势是直接通过国内的融资购汇，直接把海外资产买过来，忽略了国外标的物融资的功能。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个现象，第一笔钱是国内的资本金，第二笔钱是国内的银行发债，第三笔钱就是根据你买的一个10元、100元的标的，因为这个标的稳定性比较强，你可以由标的融资直接融资到40元，不把信用风险叠加到你国内的公司，所以通过国内外不同的融资渠道，来降低在跨境并购过程中对于投资公司风险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块。我们最近也看到，在澳大利亚，在欧洲也看到一些项目，他们在海外已经做的简单粗暴，国内拿了一笔钱在国外买了股票，然后就用海外的一些资产，有可能是房产、股票，拿来做质押，来提供融资，而那些融资本身和你国内的融资是风险隔离的。
郭丰：感谢各位嘉宾非常精彩的讲演。我总结一下，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内生需求依然强烈，通过海外发展往价值链上游转移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在这个方面，民营企业通过跨境并购来拓展新市场和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的需求显得尤其迫切。可以预见在外汇储备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海外投资政策预计将适当放松，跨境并购将再度风生水起。跨境并购是天堂硅谷的重点战略发展方向之一，公司自2011年开始逐步关注海外并购标的，从优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等多方面考虑，重点关注技术、资源类等优质资产及境外低估值资产。这几年除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外，天堂硅谷自身也十分重视海外扩张，先后在香港、南非、加拿大完成了平台搭建，目前也正和一些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探讨合作，希望发挥中国与境外市场、资本与资源的协同效应，更好地迎接新一轮海外并购浪潮的到来，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与更多的上市公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携手合作，助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助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早日实现中国梦。
